病疫与人类文明始终交织在一起。通过东西方各个时期匠人、艺术家之手，我们得以了解在整个人类历史里医学实践是如何发展，又是如何与社会的各方面相互交织、作用的。
不同历史语境和审美建构下，医者的形象千差万别，但他们“向疾病宣战，为人类谋福祉”的职业使命，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共识。
01“完美”的拯救者
亚非欧大陆文明发展的早期，医治疾病的事迹常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关联，正如“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的由来。
古今诸多版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雕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便是人物手中的蛇杖。本作品由罗马人雕刻，现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希腊神话里，某一天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在思考如何救活一位死去的渔夫时，被突然出现的蛇惊吓，遂用手杖将其打死。随后出现了第二条蛇，衔着一种药草将死去的蛇救活，于是医神试着用同样的药草也救活渔夫。他认为蛇带来了治愈的能力，从此携带蛇身缠绕的手杖随身，蛇杖成为医神的标志。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场病疫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疾病（20世纪医学家推断为是流行性斑疹伤寒）破坏了古典时期辉煌的城邦秩序。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幸存者和记述者，在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下所见所感：
“疾病像魔*一样席卷而来，人们束手无策......雅典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众神的弃子。”
面对索命的疾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可偏偏有位马其顿医生冒险前往雅典。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一种人与瘟疫绝缘，那就是每天与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阻止瘟疫蔓延，于是他带领人们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瘟疫果然被“扑灭”了。此医生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
罗马湿壁画《伽利努斯与希波克拉底》局部，于希腊的一座教堂地下室被发现。希波克拉底有一段经典的行医誓言，流传后世曾是每个古代医生开业前必读的宣言，其中阐释医务道德的内容更是被广泛认可。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方医学开始有了理性萌芽。年，世界医协大会对誓言文本加以调整，定名为《日内瓦宣言》，并通过决议将其作为国际通用的医用道德规范。
在同时代稍晚些的东方，另一位医生扁鹊以兼治各科的多面手而闻名，被后世唤作“神医”，《史记》、《战国策》记载了相关事迹。尽管“扁鹊”到底是一位名医、一个群体还是一个流派在考据上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对典型形象“扁鹊”的尊崇实则反映出人们对医者的普遍敬意，包含着对平安健康的纯朴企盼。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东汉画像石，刻画了“扁鹊施针治病”的情节。该石刻来自山东曲阜，古时属齐鲁一带。人首鸟身的形象据推测与先秦时期在齐鲁地区生活过的东夷族的图腾有关。他们以鸟为图腾，“神鸟崇拜”成为一种遗风。匠人亦将扁鹊塑造成带有神话色彩的半人半鸟形象，当作神来颂扬。
02黎明之前
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麻风病夺去土地上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为本就压抑的社会添加了一层阴影。蒙昧尚未散去，只有少部分教会、皇室医生接受过良好教育，而外科医生备受鄙视。
《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Chronicle，）中表现“死神之舞”（DanceofDeath），即死神与人在共舞的画面。“死神之舞”源于晚期中世纪艺术中流行的死亡题材“Mementomori”（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反映出人们对病疫面前生命的脆弱、短暂的感慨。作者是北方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版画家沃格姆特（MichaelWolgemut，-），他也是画家丢勒（AlbrechtDürer，-）的老师。
以这一时期的英国为例，国内连年战争，瘟疫流行。基督教会掌握巨大势力，首先承担了治病救人的责任，修医院，收容病人和穷人。当时治病的普遍方法是放血法，此外还有沐浴法、草药疗法等，但都不是科学的，只能缓解疾病，达不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欧洲绘画中描绘医生为病人实施“放血疗法”的场景。与其他治疗手段相比，已较“温和”。从二人面部镇定的神情可以看出，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对这种方法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深信不疑。
彼时，治疗过程中病人的肉体痛苦似乎是无力避免的。将目光投向亚欧大陆另一端，南宋宫廷画家李唐（—）的一件风俗人物画，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村医图》，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品描绘了南宋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乡村郎中聚精会神地为患者背部的疮疾施灸，患者表情夸张痛苦，手脚被另外三个面露同情的人紧紧按住，防止挣脱。画面最右侧的小药童则凝神静候，待治疗结束后为其敷贴膏药。画家成功塑造了这一刻六人的角色和心理活动。
03与启蒙和科学同行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人体进行解剖实验属于地下行为。就在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的同年（），近代人体解剖学奠基人安德烈·维萨里的著作《人体的构造》在教会的阻迫下艰难问世。此后的一两百年，伴随欧洲启蒙运动影响扩大，医学的探索毫不落后，曾被视为亵渎神灵的种种桎梏逐渐瓦解，大大发展了解剖学。
尼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HarmenszoonvanRijn，-）的代表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TheAnatomyLessonofDr.Tulp，）记录了医学史上的重要变革，作品现藏于尼德兰海牙毛里茨斯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协会委托当时26岁的伦勃朗为会员绘制团体肖像画。伦勃朗跳脱出当时流行的人物罗列式群像画构图，选择了解剖课的讲解场景。画面右侧拿着解剖刀的就杜普医生。他一边分离人体肌肉一边向其余人讲解。伦勃朗充分发挥光线的作用，一束光照亮了杜普教授和尸体，使主要情节在深暗背景的衬托下得以突显，光线也塑造了其他人物的肖像特征和微妙神情。凭借这件颇具创新魄力的作品，青年伦勃朗开启名声，后续接到的肖像画订单越来越多。
科学愈发支撑着医学向前，并非意味着医者的人情和仁心丧失价值。不少有温度的美术作品折射出作者对医患关系中人性关怀的体察。
尼德兰风俗画家扬·斯特恩（JanHavickszoonSteen，—）的作品《医生和他的病人》（TheDoctorandHisPatient，）聚焦于医生的职业精神。刚到病人家中的医生来不及完全脱下外套，就立刻开始为虚弱的病人探脉，神情专注认真；病人也因医生的到来而露出释然的轻松神色，仿佛对病情恢复充满信心。
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戈雅（FranciscoGoya，—）的晚年力作《阿雷塔大夫和我在一起》（GoyaAttendedbyDoctorArrieta，）诞生前一年，他已罹患重病。画面中，病中戈雅脸色惨白，相当虚弱，左手用力抓住被套，似乎恐惧生命逝去；画面后方阴影中的人物也许是他的仆人，也许预示着厄运死神。阿雷塔大夫支撑起戈雅的身体，端杯喂水，表情充满关切。在阿雷塔大夫的悉心照料下，戈雅的生命又延续了8年。作品现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
04面貌日新月异
进入19世纪，西方日新月异的医学面貌促进了医生的职业化，同时引领民众以更加严肃、理性的态度面对医学实践。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画家汤姆·艾金斯（ThomasCowperthwaiteEakins，—）两件相隔14年的作品。
《格罗斯诊所》（TheGrossClinic，），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描绘的是70岁的名医塞缪尔·格罗斯（SamuelDavidGross，-）在费城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医学院的手术场景。
《阿格纽的临床教学》（TheAgnewClinic，）,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描绘的是大卫·阿格纽教授（DavidHayesAgnew，-）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为学生们进行手术前的讲解。与前者相比，我们能够发现三处显著的差异：其一，医务者的防护服替代了日常着装；其二，新增专职护士，负责监督与器械管理；最后，家属不必再在现场掩面忍受手术的血腥场面。两件作品的主题相似，均来自真实场景。画面差异体现出短短十余年间外科医学在技术和人文关怀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后期，新兴现代派艺术家以主动脱离经典体系的创作姿态，为我们描摹出医生在职业之外的多面态社会属性。
梵高去世前曾以自己的精神疾病主治医生保尔·加歇为对象，创作了《加歇医生》（PortraitofDr.Gachet，）。加歇自幼酷爱艺术，即便听从家里安排走上医学道路，仍对艺术保持热忱，与毕沙罗等印象派画家结交。成为梵高的医生后，加歇陪伴梵高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但据梵高写给弟弟的信中流露，他对这位医生的治疗根本不抱希望。两人对彼此的感受是复杂的，嫉妒、欣赏、厌恶并存。画面中，蓝色背景下加歇目光流忧郁、惆怅。作品现藏于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另有一幅相似作品，年由私人藏家拍得。
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AmedeoModigliani，—）创作的《保罗·亚历山大医生的肖像》（PortraitofDr.PaulAlexandre，）里，医生既是艺术爱好者，又是莫迪里阿尼早年的赞助者。初出茅庐前往世界艺术中心巴黎的莫迪里阿尼，在亚历山大医生那里获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