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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的侦查学哲思
作者：田欣楠
切萨雷·贝卡利亚（—）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被誉为刑法学乃至法学领域中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此书自年初版，后世再版无数，流传百年。
笔者在重读此佳作之时，发现了贝卡利亚不仅论述了许多刑法学理论，也同时谈及了许多侦查学思想，结合当下的侦查科学之沿革，不得不佩服贝卡利亚的思想前沿性与宏观性，这部著作的许多理念放至今日也仍不过时，甚至历久弥新！
例如贝卡利亚在第13章论述了证人，第16章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刑讯，在第29章论述了逮捕，在第36章论述了悬赏，在第38章论述了提示性讯问与口供……这些伟大的侦查学思想，为后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甚至一些关键性问题至今仍然议论不休，然而贝卡利亚在百年前就为后世提供了答案。
笔者以*风教授所译的《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为根据，并以笔者所熟悉的学科为背景，通过侦查学逻辑进行理论展开。
一、关于讯问
讯问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在古代的诸多国家，审判官都会对犯罪嫌疑人展开讯问。讯问在侦查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与犯罪嫌疑人直接面对面的机会，任何犯罪事实皆可以通过对话进行了解，那么如何让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承认犯罪？这便成为了一门科学。
贝卡利亚说过：“在大多数诉讼中，犯人都是持否认态度的。”（p.97）古近代并没有严格而完善的刑事法律，大多数讯问都是通过刑讯逼供进行的，即所谓的“酷刑”，通过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让犯罪嫌疑人开口认罪。但是这种方式到了近现代，遭到了非议，因为其过于残酷而暴虐的行为，侵犯了人的自由与权利。
贝卡利亚是极其反对刑讯逼供的思想家，其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之为罪犯的”，（p.37）同时他也认为“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
结合当下，我国早年的刑讯逼供案件频发，例如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冤案，皆为世人敲响了警钟，有学者认为：宁可放过十个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获罪。罪犯未能抓到，也许未来仍有机会可以找到，但是如果错抓了一个好人，那么则是扩大了不应有的伤害，造成了更多家庭的悲剧。
因此，贝卡利亚的反对刑讯思想是极为前沿、振聋发聩的，这对当时的欧洲刑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当世的刑法体系之建构提供了框架。虽然我们当下的刑讯逼供已经最大化禁止了，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形成了系统性的规范，但是讯问毕竟是警方与嫌疑人的直面对话，基于天然的惩戒犯罪心理，随之而来的威胁性、引诱性、欺骗性语言增多，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讯问提供了帮助，例如测谎技术、眼动技术等，在未来之中也极有可能投入使用。那么这些新的语言、行为、科学等，也都存在是否能保障人权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部分犯罪学家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进行提示性讯问，不可直接就犯罪问题进行交锋，而应是盘旋式的提问。但贝卡利亚则给出了自己的反驳观点：“难道还有什么样的讯问能比施加痛苦的刑讯更富有提示性吗？”（p.96）其认为犯罪学家并未能认清讯问的本质，因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并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而如果在讯问中不能使用策略、方法，则无法产生实质性效果。
此外，贝卡利亚还谈及了“零口供”问题，他认为“当被告人毫无疑义地犯有某一罪行，以至于不需要对他讯问时，也就是说，当其他证据肯定被告人的犯有罪行，以致他供认与否成为无足轻重时，上述刑罚也就不需要了”。（p.97）
二、关于证人与证据
贝卡利亚关于“证人”与“证据”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贝卡利亚认为，一切优秀的立法都必须恰如其分地确定证人与犯罪证据的可信程度，这也是法定主义的精神体现。
2、对于证人的资格，贝卡利亚给出了一些客观标准，主要包括证人必须具备“理智”、“思想具有连贯性”、“其感觉同其他人相一致”的特点。
3、对于证人的可信程度，贝卡利亚给出了“真正尺度”：一个人的证言是否可以被采信，应当根据此人与其他人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证人的可信程序应该随着他与罪犯间存在的仇恨、友谊和其他密切关系而降低”，那么如果以此标准来界定证人的可信程度，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将“妇女的软弱”、被法庭剥夺作证权利之人、被判耻辱刑之人等，皆不足以否认其作为证人的能力。
4、贝卡利亚认为某一犯罪行为的证据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相互印证的证据越多，那么此犯罪行为的必然性就越大。
5、贝卡利亚对证据的类型分为“完全（证据）”和“不完全（证据）”，区分的标准为“排除了无罪可能性”，即只有排除了无罪之可能，那么才能是完全的证据。如果不完全的证据想要变成完全的证据，就必须“需要有足够的数量”。
6、贝卡利亚认为陪审官应当是随机产生的，而不应当时选举产生。因为陪审官的感情比学识更为重要，“在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法官则只需要“审定事实”。这种观点与当下的美国陪审团制度相契合，美国的陪审团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精通法律、学识丰富的人群所组成，而更多是随机产生、普通人群为主，这样的配置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一种固化知识的限制之中，使得司法案件以人民最朴素的社会情感与案件事实来裁判，另一方面体现了司法裁判是遵循人民的意识，而限制了以法官为代表的公权力滥用。
7、“被告人有权排除他所信不过的人”，这一点思想也延伸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回避程序。
三、关于悬赏与逮捕
关于逮捕，贝卡利亚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的条件，应当由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如果对犯罪嫌疑人逮捕的条件根据法官自由裁量，而不是法律规定时，那么则侵犯了“*治自由”。
同时，贝卡利亚也延伸了无罪推定的内涵，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被监禁了，但是最终被确认无罪，那么则“不应该背上什么耻辱的名声”。
关于悬赏，贝卡利亚否定了一种接近于残酷的悬赏方式，即通过悬赏就可以买下他人的头颅，以悬赏为根据就可以使普通民众享有生杀大权，那么这种悬赏就是“鼓励公民犯罪”，同时也“暴露了君主自身的软弱”。
贝卡利亚认为，这种悬赏犯罪不是在预防犯罪，而是在增加犯罪，这种法律规定只会“奖赏背叛、煽动地下战争，并在公民中制造相互猜疑的法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贝卡利亚所否定的仅是悬赏制度中最为野蛮残酷的一种方式，即直接赋予公民的“刽子手”权力。但实际上的现代悬赏制度，是许多国家的重要追逃方式，是国家依靠人民群众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部分，通过赏金的方式“购买”犯罪线索，有利于对犯罪实施有效控制。
结语
《论犯罪与刑罚》的经典性毋庸置疑，后世多为将此视为刑法学的至尊之作，然笔者阅之也发现了贝卡利亚先生的侦查学思想源头，一方面出于古代侦查与审判制度尚未完全分离，另一方面侦查本身以犯罪为基，二者互为矛盾，相伴相随。此书之侦查学哲思，以刑讯论述最为要津，诸多观点放至今日仍然不为过时，从未式微。不容置喙，此即贝卡利亚先生的重要贡献，为后世提供不竭思想源泉。笔者对此书尚未学深悟透，仍属浅尝辄止，但个中撷英仍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用，与诸位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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