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年10月15日－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翻译说明：本文源于福柯年2月1日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是该年度的课程“安全、领土和人口”的第4讲）。本文最初文本由PasqualePasquino录制并编辑，翻译成意大利文，发表于AutAut，-，年11月-12月号。中文翻译时参考了从意大利文本转译的英文本和《说与写》中的法文本。赵晓力译，李猛校。在上次关于“安全配置”（apparatusesofsecurity）的讲座中，我试图说明一系列人口特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如果我们进行更密切的审视，就会发现也有必要考虑治理（government）的问题。总之，需要分析安全、人口、治理这一系列问题。现在我就想试着开列一份治理问题的清单。在整个中世纪和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我们发现大量以“给君主（prince）的忠告”为名涌现出来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君主如何恰当地行为、行使权力、确保能够获得臣民的接受和尊敬、对上帝的爱和服从、适用神法于人世（citiesofmen）等等。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一系列具有显著特点的*治著述发展并盛行起来，这些著述不再是“对君主的忠告”，也不再是关于*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的论著，而是关于“治理的艺术”（artofgovernment）的著作。在我看来，在16世纪，治理作为一个普遍性问题爆发出来，在探讨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时，都会提到治理问题。比如自我治理的问题，这种个人行为举止的仪式化，是16世纪斯多葛复兴的特征。还有灵*和生命的治理问题，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学说（pastoraldoctrine）的整个主题。对儿童的管理和教学法（pedagogy）的庞大问题域，也是在16世纪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或许最后一个被提起的，才是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如何治理自我，如何接受治理，如何治理他人，人民会接受谁的治理，如何成为最好的治理者——所有这些问题，在其多样性（multiplicity）和深度（intensity）上，在我看来都是16世纪所特有的；概括地说，16世纪正处在两个过程的十字路口：一个是打碎封建制的结构，从而建立巨大的领土意义上、管理意义上、殖民意义上的国家；而另一个过程则是随着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掀起的完全不同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要获得永恒的拯救，如何必须在此世（thisearth）得到精神上的统治和引导。这就存在了一个双重运动，一面是国家的集中权力化，一面是分散（dispersion）和宗教的异议运动；我相信，正是在这两个潮流的交汇点，这些问题才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理的问题域（problematic）出现了。在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所有这些数目巨大、主题单一的关于治理的文献中，除了待会儿要指出的一些转变外，我还要强调几点，这几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治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理的*治形式的实际定义有关。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所有这些文献与一个单独的文本做比较。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个文本历来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和异议，而且与它相关，全部关于治理的文献才确定了它们的立足点：这个文本就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对这个文本与所有那些承继它、批评它、反驳它的著作的关系来个顺藤摸瓜，将会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非一面世就成为咒骂的对象；恰恰相反，这本书受到了同代和紧跟着的那代人的嘉许，18世纪末（或不如说19世纪一开始），在所有这些关于治理艺术的文献行将终结的时候，它也受到了嘉许。《君主论》在19世纪初重新盛行，特别是在德国，有一批作家像雷贝格（A.W.Rehberg）、列奥（H.Leo）、兰克（L.Ranke）、柯勒曼（Kellerman）对之进行翻译、作序并评论；在意大利，它也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