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初期，在短期控制疫情并恢复经济的巨大挑战面前，实现中长期能源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和定势。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的崛起和与时俱进的新一轮科技、产业和能源革命，必将与新时代发展的趋势和需求高度一致协同；中国需要牢牢把握住重塑国内和国际新经济模式的大机遇，从“十四五”规划着手，制定切实可行又具备前瞻引领的发展规划，为实现年前的“碳中和”目标奠定牢固的基础。
自年6月11日起，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北大能源研究院，共同组织了“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来自国家能源“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务院其他部委、国内外能源企业、学术机构、NGO共多位能源相关领域专家分别应邀出席了会议，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本次会议是该系列活动的第十五场，也是本年度最后一场。
改革开放以来，几千万中华学子到海外求学，其中很多人在海外继续发展并取得了骄人成就，能源领域也不例外。为了广纳群贤，避免规划盲角，全面了解未来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领域、新趋势，12月18日，“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以“未来能源发展的新领域新趋势”为主题，邀请十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能源与气候领域知名华人学者连线研讨，听取了他们对“十四五”及中长期全球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真知灼见。
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博士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场发言中回顾了今年已完成的系列活动和主要成果。国家能源“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组长、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致欢迎词，对海外专家学者参与本次活动表示感谢。
发言的国际专家包括：
施训鹏，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国际能源转型研究会秘书长。
梁希，英国爱丁堡大学能源金融副教授、商业与气候变化中心主任。
王笑楠，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智慧系统工程中心主任，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薛进*，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经济*策研究中心教授，瑞典梅拉达琳大学未来能源中心客座教授，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吴昌华，气候组织原中国区总裁，里夫金办公室中国主任，未来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
严晋跃，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应用能源》杂志主编、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梅拉达伦大学教授、国际应用能源创新研究院院长。
李献国，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滑铁卢大学机械和机电工程系教授、滑铁卢大学研究讲席教授、国际氢能协会燃料电池分会主席、《国际绿色能源》刊物主编。
吴建中，英国卡迪夫大学多能源系统教授，工程学院院长，英国能源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郭欣，德国PSI软件公司高级业务发展经理，综合能源网络控制系统开拓者之一。
夏晓华，南非工程院院士、南非Pretoria比勒陀利亚大学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新能源系统中心主任。
张志成，能源领域人工智能科学家、法中能源协会主席。
杨汉新，核电领域专家、核能源首席科学家。
陈小宝，牛津能源研究院资深客座研究员
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俱乐部常务副主席傅成玉，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杜祥琬，亚洲开发银行首席能源官翟永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等进行了点评发言和讨论。陈新华博士对会议形成的新领域新趋势要点进行了总结。来自国家能源“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能源相关国家部委、海内外学术机构和相关企业约40位资深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线上会议。
本次会议形成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重视耦合体系协同转型：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大能源观来谋划，开发决策支持工具，做好与资金支持有机衔接的各项准备工作。
能源与水、粮食、废弃物、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大耦合体系，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也紧密相关，因此，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盘系统化设计，需要在更大的范畴谋划能源系统的转型。低碳转型不仅涉及能源生产系统，更涉及能源消费系统，要做到能源系统链条中的诸多节点上的耦合设计，要求经济社会各行业、各产业、各层面同步调整。只有做到同步、同频、相互支撑，才可能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成功转型。同时，成功转型需要相应的决策支撑工具和方法学的选择，需要完善的决策体系和行动计划，做到从目标到行动，从具化的里程碑和时间表到切实的预算和资金规划，脚踏实地地推进实施和执行落地。应根据长期碳中和目标，制定可度量实施的阶段性”里程碑”及其行动计划，并有与之相匹配的预算。
（2）推进电力之外的能源转型。
目前，全球能源转型的讨论大多聚焦在电力和交通系统，对电力之外的供热系统重视不够。比如，英国三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热能的生产和使用，供热系统的低碳化策略非常重要。针对不同场景，电能替代未必是唯一的或永远最佳的解决方案。“十四五”期间，需要在不同用能部门之间制定一系列互相协调配合的低碳/零碳策略，包括供热制冷系统、交通系统、工业和农业领域的潜力和机遇，并加以落地实施。城市内部，特别是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域，应考虑实施“区域能源自产自销”战略，最大化能源生产、输送和转换过程的效率，例如通过实施冷热电三联供，将发电伴生的热能用最短的路径直接供应用户，以大幅度提高一次能源转换效率。
（3）开发支撑低碳能源的智慧能源系统。
数字科技的发展赋能能源去碳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建立在现代通讯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清洁交通/物流技术三者高度融合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之上，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力和手段，实现能源系统和各用能系统的互联优化，创造巨大的碳减排潜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城市能源系统管理平台可以在用户侧和发电侧之间实现点对点的能源交易，保证交易的高效和透明，以及信息和价值的可信流转，对智慧小镇、智慧园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4）实现公平公正的能源转型。
中国能源转型的一个重点是要将煤炭产量从目前的40多亿吨降到未来的近10亿吨。如此大规模缩减涉及的是数字背后的煤炭企业、矿区、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的生计，需要缜密规划，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荡。转型过程要考虑让煤炭、石油等高碳行业有体面、有尊严地退出，需要研究制定一个综合性“退出路线图”。矿区煤炭企业如何转型，如何培育和提高煤矿职工的再就业能力，煤炭资源型城市和省份如何实现转型，如何寻找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处理煤矿企业与金融系统的债务履约问题，如何利用好产能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5）培育低碳转型的领*企业。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引擎，也是落实碳减排任务的市场主体。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差距，不仅在于企业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能力，还在于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与经营管理能力。诸多总部在欧洲或美国的国际知名企业，近十年来都在积极探索碳减排、碳中和的方案，通过设定具体可行的商业和财务目标和行动计划，包括企业内部碳价，把行动目标落实的表现与管理者的年度奖金积极挂钩，苦苦经营，砥砺前行，做好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风险管理，同时有效捕捉新科技和新市场机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相比，大多中国企业显得有些落后，需要迎头赶上，尤其是借力国家“碳中和”目标确立带来的契机，借力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的要求，跻身并引领这场深度去碳的全球经济社会大转型。
（6）讲好中国低碳转型能力输出新故事。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能源国际合作，特别是围绕“一带一路”的能源国际合作。在今后的净零碳转型领跑时代，中国要讲好自己追求低碳转型、低碳能力输出和低碳合作的新故事，与中国在国际合作上引领的其他领域（比如生物多样性）相结合，这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重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
非洲是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点区域，要研究如何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解决非洲的现实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抓住机会，走进非洲，充分利用我国在非洲的良好*治经济关系；二是要合作研究非洲问题，因为非洲的问题存在许多独特性，需要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和特殊需求提供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三是要了解非洲，把握合作重点。非洲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技术和产品需求呈现多样化，在具体的合作项目中要抓住重点；四是要借鉴德国通过其国际合作机构（GIZ）和复兴信贷银行（KfW）在非洲成功开展务实合作的成功经验，同时，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另外，建议考虑在非洲设立一个以能源研究为中心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人员的培训，培养非洲学生，同时也培养中国到非洲的留学生。也可考虑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在非洲成立一个低碳能源培训中心。
（7）制定气候投融资标准，将碳价作为企业和银行系统项目评估的核心参数。
无论是从风险控制角度，还是从投资回报角度，未来碳价对项目影响非常大。内部碳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能源项目的可行性，欧美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有自己设定的内部碳价或影子碳价，如花旗银行就用每吨60美元的碳价对其投资的39家美国能源与电力企业进行财务状况的预判，掌握相关的气候风险和投资回报的预期。中国企业、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借鉴欧美同行的经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时，采用一个合理的内部碳价，作为投资评估的主要参数。在气候投融资方面，建议国家设立“气候投融资项目库”，用来支持具有示范意义的技术创新精品项目；参与制定气候投融资国际标准，包括气候资金统计标准、间接排放计算标准；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成立气候基金，开发气候友好碳金融产品，促进气候技术创新。
（8）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