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丰美的白洋淀火了，首都副中心的传闻一夜之间震惊全国。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设立首都副中心并不罕见，而是经常发生，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必然选择，因为中国治理面临着一对很现实的矛盾：国家规模超大+首都资源匮乏。
从尧舜禹时代，华夏文明就开始不断扩张，首都也不断在变迁。
尧舜活动的中心大致在山西南部地区，大禹治水后，将都城迁到了河南西部，大概在今天的洛阳附近。
商人从东方兴起，频繁迁徙，最终建都于河南北部的安阳，当代考古发掘的殷墟就是商代首都。
周人兴起于陕西南部，周天子控制的范围也急剧扩大，以渭河、*河为主轴线，从山东到甘肃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在其封建领域。
为了保证对广大分封地域的控制，周武王、周公做出一个可以称为“千年大计”的决策——建立首都副中心：周人在自己的西部老家设“镐”为首都，周天子坐镇于此；在东方的洛邑营建副中心，是为“成周”，将殷商遗民安置在附近。
镐京、洛邑两个都城的分工：
首都镐在关中，易守难攻，是*治、*事中心，一来对抗来自西方的少数民族
进攻狄，二来俯视关外诸侯，以强大武力保障*权稳定。
副中心洛阳是关外咽喉之地，又是文化、经济中心，周王可以通过这里可与富裕的中东部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比如，周天子经常在这里举行狩猎仪式，大会天下诸侯，诗经里面有一首《小雅?车攻》，就是叙述周宣王在东都会同诸侯举行田猎的长篇叙事诗，“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展现了当时*事演习的宏大场面。
周代设立首都副中心，初步暴露了一个问题：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单靠一个首都，难以建立稳定的秩序。
秋风先生将此归结为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是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治共同体，且不断生长；第二、中国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域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差很大；第三、在某个历史时段，中国会面临来自某个方向的持久而严重的外部威胁。”（秋风，《双都提议》，中国企业家，年14期）
周代以后，华夏文明的地理范围持续扩大，到了隋朝以后，设立首都副中心，疏解首都功能，更合理地生产、分配公共资源，应对各种危机，成为后世王朝的经常性选择。
隋朝和唐朝都是建都于长安，但是两代又营建了东都洛阳。
从隋炀帝开始，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炀帝在位十三年间，其中在洛阳的时间长达四年。唐代，李世民重新修建洛阳宫，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唐高宗，又大规模的修建洛阳行宫，并正式把洛阳作为东都，他在位期间有十年的时间在洛阳上朝，并最终在洛阳宫驾崩。武则天掌权后，将洛阳改名为神都，作为武周王朝的都城。
隋唐两代，洛阳是仅次于京城长安的第二大*治中心，实际上就是首都副中心。某些时候（如隋炀帝，武则天之时），其地位甚至超过京城，唐高宗和唐玄宗甚至们说两京就是自己的“东西二宅”。
在洛阳建立首都副中心，也是隋唐时期*治经济形势发展之必然。
*治上，洛阳自身位于天下之中，历史文化悠久，前朝数次在此建都，而且距离长安也比较近，隋炀帝曾赞叹洛阳为“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洛阳还是文化中心，当时的普通话不是关西方言，而是河南洛阳话，唐诗用韵依照《切韵》，而《切韵》正是依据洛阳语音为标准制定。唐朝的科举考试的考场便设在东都洛阳，方便东部和南部的文人学士参加。
经济上，长安虽然在*治*事上有居高临下之态，但是由于历代战争以及过度开发等原因，资源已经消耗待尽，再加上关中平原本身地域狭小，凭借自身的生产资料很难供养大批的官僚贵族，“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一旦关中闹饥荒，要把东南部的粮食运到长安城，代价是相当沉重的。不幸的是，“关中饥”发生频率很高。公元年，关中灾荒，隋文帝被迫到洛阳居住，成为“逐粮天子”。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多次到达洛阳，也有这个原因。到了唐中宗的时候，关中再次饥荒，大臣们再次请求临幸洛阳，遭到唐中宗拒绝：“岂有逐粮天子邪？”可是粮食运到长安是以广大民夫的生命为代价的。
同时，由于五胡乱华导致的人口南迁等因素，江南经济、文化迅速崛起。长安足以制天下，但不足以治天下。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在运河开通后，离东部经济中心的距离较近。因此，在洛阳建立首都副中心，弥补长安经济方面的颓势，平衡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态势，成为隋唐两代的必然选择。
隋唐以后，中国的*治中心彻底摆脱了关中，但是首都副中心仍然是常态。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另设三个副中心：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辽国更是设立“五京”；元朝设立了三个都城，元大都在北京，另外两个副中心，上都在内蒙古，中都在张家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保留原来的都城南京。
北宋和辽国的首都分布
除了历史经验，现代国外把首都功能分解开的例子也有，最著名的是南非有三个首都：行*首都在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在开普敦，司法首都在布隆方丹。德国首都在柏林，但联邦中央银行设在法兰克福。
面对不平衡，国家需要以看得见的手强制重新分配资源，才能避免这种不平衡的持续扩大，避免内部冲突的发生。
目前，北京的负担确实太重了，资源匮乏问题已经非常尖锐，水、土地、交通、人口等等矛盾已成顽疾，而且短期内难以解决，或者说根本就无解，除非走出北京城。多年来，关于“迁都”的议论不绝于耳，但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古人治理国家的智慧，公共资源重新分配的有效*治机制之一——建立首都副中心，再次成为今日的选择，笔者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轮回！
快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