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3日，布克奖颁奖典礼宣布年度曼布克奖颁发给南非作家达蒙·加格特（DamonGalgut，—）。获奖作品《承诺》（ThePromise，）得到了布克奖评审委员会这样的评价：“我们经过多方讨论后达成一个共识，这本书在形式上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在形式上推陈出新。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创意和流动性的声音，并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和隐喻意义。”
达蒙·加格特（DamonGalgut，—）
《承诺》（ThePromise，）
加格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今年对于非洲文学来说是重大的一年。”不久之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Gurnah，—）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月后，南非作家达蒙·加格特荣膺布克奖。英语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非洲文学基本被视为文学的不毛之地。其实，非洲文学有它独特的文化蕴含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加格特惯于在小说中以紧凑的叙事节奏、多变且环环相扣的情节展现当代南非社会中的具体事件。而此次获奖的《承诺》则是加格特“跨越时空”的创作。他首次在故事中横亘南非从种族隔离时期到当代南非的近四十余年时光，以白人家族的女主人临终前要求丈夫“承诺”将祖产赠送给家中的黑人奴仆为线索，通过白人家族剩余成员对这一承诺的悖弃与坚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南非历史。为了展现如此长的故事时间跨度，加格特在吸纳了伍尔夫、福克纳等意识流作家的创作美学，并运用了电影视角的切换艺术之后，打造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技法。故事中的时间如一股可见的流体，串联起一个白人家族近四十年的兴衰，勾勒出南非四十年的沧桑变幻史。
年，加格特出生于南非城市比勒陀利亚（Pretoria）。17岁时，加格特便凭借处女作《无罪的季节》（ASinlessSeason，）年步入南非文坛。抓人眼球的年龄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以及对孩童内心潜藏的人性之恶的展现使得加格特初出茅庐便被看好。随后，加格特便开始了漫长且充满坎坷的创作历程。目前，他已创作8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1部戏剧集，而他也时常与各大奖项结缘。年加格特凭借《悦耳的猪叫声》（TheBeautifulScreamingofPigs，）获得南非CNA文学奖（CentralNewsAgencyLiteraryAward）；《好医生》（TheGoodDoctor，）获得英联邦文学奖，并入围布克奖、都柏林文学奖；《冒名者》（TheImpostor，）入围英联邦文学奖；《在一个陌生的房间》（InaStrangeRoom，）入围布克奖。在两次与布克奖失之交臂后，加格特终于凭借新作《承诺》摘得这一桂冠，成为继纳丁戈迪默和库切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南非作家。
《冒名者》（TheImpostor，）
其实，早在20年前，加格特的名字便时常与库切联系在一起。年，在《好医生》荣膺布克奖短名单后，便有学者将其与库切的代表作《耻》做比较。斯蒂芬妮·梅里特曾以“走开，库切”（MoveOver，Coetzee）为题，预言加格特将会成为引领南非文学发展的全新人物。已故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ieBrink，—）这样评价《好医生》：“坦白说，《好医生》是我近几年所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它也许会成为南非在从过去到未来的涉及文化、道德、哲学的漫漫长途中，一块耀眼的里程碑。”可以说，《耻》的巨大影响在于它描绘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的“底色”，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文学中有关国家转型，与种族融合期间所面临的社会阵痛这一主题范式推向极致。而早在九十年代初，时年三十岁不到的加格特便在年的《悦耳的猪叫声》中涉及了这一主题。到了二十一世纪，相较于单纯描绘南非的社会转型，加格特更加注重审视完成民主转型，打破隔离藩篱后的南非社会。加格特时常在作品中塑造一种社会中“无根者”的形象，展现个体在历经从种族隔离时代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巨变之后所面临的身份迷茫。加格特曾经表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面临身份的问题，每个人都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思考“我是谁”以及“我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也正因为此，在加格特的作品中人物与各自既往的历史若即若离，而与全新的社会之间往往又存在着隔阂，这使得他们成为与全新的南非社会既融合又疏离的“无根者”的存在。《悦耳的猪叫声》中，因特殊的性取向而难以融入传统白人社会，却又不得不以白人的身份面对即将诞生的黑人政权的帕特里克；《好医生》中，始终无法治愈自己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军队服役时的精神创伤，而变得颓废麻木的白人医生弗兰克；《冒名者》中以自己曾经“浪漫的诗人”的身份逃避现实困窘的落魄失业者亚当，无不是这类形象。
《好医生》（TheGoodDoctor，）
同时，就如布林克所说，加格特的创作同样致力于揭示新南非社会的道德问题。在加格特看来，自己相较于库切、戈迪默，以及布林克等南非作家的不同之处便在于自己更加注重当代南非的道德困境。在作品中，加格特对南非道德问题的探索主要可以表现为对“两种正义”的追问。首先便是一种针对种族隔离历史的“历史的正义”。由此，加格特在作品中时常有意展现当代南非社会中人物面对南非历史时的“政治不正确”，并将其上升到道德立场的高度，以凸显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人在面对种族问题时矛盾且分裂的态度；其次便是当代南非社会的“发展的正义”，涉及新南非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如腐败、不公、社会服务的瘫痪，以及资本的剥削与掠夺等等。道德问题的涌现无不是南非社会在破除了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后，所有的思想与意识形态走向混杂，在一个绝称不上和谐的社会共同体中不断发酵的结果。而加格特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根植于历史，又有着当下时代性的社会问题。
而除了如传统南非作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