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下 [复制链接]

文

李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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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到国际风云变幻，小到黎民百姓日常生活，都可以抽象出此规律，刚建国那会，国人历经百年战乱，久乱思治，百废待兴，重建家园的热情高涨，人心齐，互帮互助是社会的主旋律，农村土改互助组、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一时之间建设祖国的场面热火朝天。

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后，不利的因素开始抬头，长期的大锅饭滋生懒惰，积极性的消退成了阻碍生产力提高的阻力，于是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地展开了，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田的自觉性；又过几十年后，如今土地闲置的现象在不少的地方多有出现，民间又有呼吁采取集体农庄制的声音，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正应了《三国演义》开篇的总领提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分田包产到户，我们家那个时候还在农村，一场巨大的变革我们是亲身经历者。分田到户时，家里仍然只有妈妈一个主劳力，我已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简单的农活兄妹还能帮上手，主要是插秧割谷，双抢的季节是农忙的时候，缺少主劳动力的我家，爸爸只好周末回家帮忙，甚至不得不请几天的假回来帮忙。

在通往刘家田的方向，我家有一块一亩七分的大田，田虽大但割稻谷难不倒我们，夏天太阳火辣，烈日和高温的炙烤下，干起农活异常辛苦，爸爸就给我们拿主意，改在早晨太阳还没有露面的时候收割，其时天蒙蒙亮空气中还有些许水汽。在前一天，爸爸就把五把镰刀一一磨得铮亮飞快，第二天一大早爸妈就我们叫起来，妈妈领着我们四个到田里割谷，爸爸在家给我们做早餐。

早晨干活凉快，割谷的速度很快，太阳升起来后七八点钟的光景，我们也就把一块稻田收割完了，正好回家吃早饭。农村的早餐，无非就是一大锅稀饭，爸爸为了犒劳我们，给我们做凉面，他把挂面用水煮开，不待面煮到烂熟就立即起锅，把面过一道凉水，然后把自己调制好的蒜泥、葱姜末、醋，伴在面里，一碗一碗的盛好摆放，这时我们也正好收割完稻谷回家，我们一个个美滋滋的吃着凉面，打着饱嗝，疲劳也就一消而散了。

插秧也难不倒我们，暑假期间我们可以齐上阵，妈妈和大妹拔扯秧苗，爸爸挑秧，我和二妹三妹一起插秧，妈妈和大妹秧苗拔完后，也参入到我们的插秧队伍，增加人手我们精神振奋，所以插秧也不算难事。当然，其后几年，春季插秧时，人员没有那么整齐，还是够妹妹们忙的。

干农活对于我们家有技术难度的是犁田打垡，以前在生产队时这都是上了年岁有经验的老农干的活，这时爸妈都从头学起，一次妈妈在田里犁田，邻村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农从田边经过，见状忙放下手里拎的东西，下到田间亲自手把手地指导妈妈，讲解犁田的技术要领，实践出真知，爸妈通过自己的劳动都学会了犁田打垡。

对于我们家而言，干农活最大的难关是挑草头，把收割好的稻谷晒干后，捆起来从田间挑回稻场，那是壮年劳力干的活，到了挑草头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都从环城赶到鲁台我家，帮我们家挑草头，妈妈带着我们兄妹，妈妈捆草头，兄妹几个把晾晒干了的稻谷收好，抱起来送到妈妈那里捆起来，爸爸和舅舅挑草头，其后的几年，我姨父和我们的表叔望生叔叔都帮我们家挑过草头，这道难关也就过了。

农忙季节，对于农村人那是炼狱般的生活，天气酷热难挡，双抢是人和时间赛跑，要掐准时节，把春季的水稻收回来，把秋季的秧苗抢插下去，劳动中汗水湿透了衣衫，太阳晒红晒黑了我们的脸庞，每天体力消耗大，而饭食仍然和其他时候一样，营养缺乏。

同村的老二爹和二婆姥姥一样，对我家特别关爱，他俩是老两口，就住在我家的斜对门。老二爹旧社会的时候逃难到了上海，进工厂当学徒，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七十年代末退休才回老家定居，老人的儿女都有出息，一个个都从农村进城，或当干部、或当工人，老家只剩下老人难舍故居，留在家乡养老。

老二爹回村后，总爱给左邻右舍帮忙，闲暇时和我爸谈得来，老人从旧社会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到新时代的名人都能聊上几句，对我们也常提起年轻时曾经挑米步行到汉口去卖，当天还要赶回来，以此告诫我们人要能吃苦耐劳。老二爹见我们双抢时，劳动强度大，饭菜营养跟不上，于是找到我爸主动地要借钱给我家，用以改善伙食。

那个时候吴店的菜市场已经有了雏形，骑个自行车到黄陂买菜也方便，于是老二爹主动借钱给我家，让爸妈买一点菜改善生活，而且对爸爸说借钱不要有压力，他们两老钱够用，不用着急着还，那个时候我爸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有提高，还钱对他不是大的压力，很快就把老人的钱还上了，老人的这份恩情这份关爱永远值得我铭记。

84、85年后，我们家进了城，脱离了农村，但我们仍干过几次农活，到了农忙季节，抽一个星期天，爸妈带着我们，姨父姨妈也和我们一起到外婆家支援插秧，外婆家的田地很小，只有几分田，爸爸就不用到田间地头，他帮着我外婆做个菜什么的，其实也不要他做多少事，一起来就是给我们壮个声势，几分田算不了什么，几个人一起动手，三两下也就完事了，田地小，人多势众，每个人都只是小试身手，并没有帮上大忙。

妈妈一直坚持了几年过去帮忙插秧，只到后来农村都不怎么种田了，妈妈才作罢，妈妈常对我们说：刚分田到户那几年多亏了外婆家给我们帮忙才渡过了难关。那个时候，外婆家一家人都给我们家帮忙做农活，两个舅舅帮我家挑草头，外婆还亲自带着小姨到离我家很远的野湖田里去帮我家收割，妈妈每每念及这些事，总是会嘱咐我们不要忘了外婆家的恩德。

对后辈的爱

爸爸作为一个男人，有时也有些粗心，妈妈有时抱怨说，我们兄妹几个上学时他到学校去得太少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学习上还是很关心的。在我上学前，有一天爸爸买回一本《看图识字》，彩色的页面，每一页都画满了图案，或动物或植物，或是人体动作，图案下方写着文字，见了图案就能猜到下面写的什么字，我一见《看图识字》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就能把书上的字认识得十有八九。

这在今天属于再平凡不过的识字方法，但在那时的农村还没有谁家给孩子买这种书，我通过《看图识字》认识了不少字，而那个时候村里许多大人也认识不了几个字，人们见了都啧啧称奇，直夸我聪明，其实那是爸爸注重学前教育的结果。进入中学，爸爸又给我订阅《中学生》杂志，即使是在小学爸爸有时也给我买个一两本小人书，小学一二年级时，老师有时讲故事就拿我的小人书给我们讲，听得我们津津有味。

估计因为我是家里长子，又是唯一的男孩，爸爸对我的学习还是付出了不少精力，在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候，语文作业老有许多填写近义词、反义词的题目，刚学文化肚子里本来就没有几个词语，感觉这类题有些难度，碰上爸爸在家，我就问他，我的印象里爸爸一边削着萝卜准备晚饭，一边给我解答问题讲解词意，而且扩大范围给我举例讲解了更多的词语，掌握的词语多了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烦恼。

小学四五年级时，爸爸给我出了一道算术题：一堆苹果，几个人来分配，每人分到手7个还多8个，每人分8个差7个，问有多少人和多少苹果。运用四则运算的方法计算，这个题搁在现在的小学生来计算估计没有什么难度，但四十多年前，这个题是有难度的题目，它打破了当时教学中灌输的固有思维，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父亲给我讲解了这类题型解题的关键所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这个题目一直记忆犹新。

妈妈说爸爸到学校看望我们少，其实我上初中、上高中、以及在武汉上大学，第一次到校报到都是爸爸送我去的。虽说上小学那会，家里经济还很困难，到我小学毕业那年兄妹四个同时在校读书，同时报名缴学费经济压力很大，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爸妈依然支持我们学习，有经济压力爸爸自己背，不给我们传递压力，让我们无拘无束地自由学习。

在生活上，爸爸给予我们更大的关爱。小时候没有多少玩具，有一段时间男孩子最喜欢的活动是抽陀螺，看着村里大男孩在空旷的地上欢快地抽着陀螺，我眼里透出尽是羡慕的眼神，一次爸爸回家后，找了一段废木头，用家里菜刀一点一点地削，也给我做了木陀螺，陀螺形体虽然有些丑陋，但我无比的珍惜。春节的时候，爸爸会给我买一点鞭炮，是用一个小纸盒装起来的一小段鞭炮，大概也就三五十个。

我跟着对门的後林哥，像他一样把鞭炮拆成一个个的，重新装回纸盒里，间隔一会就拿出一个来放，几十个鞭炮也能管好长时间。女孩子不敢放鞭炮，爸爸给妹妹们买气球，气球用口吹起来，用细线扎紧气球口，然后把气球拿在手里上下颠来颠去，一个气球也能管好长时间，这是当时的孩子们春节才有的玩具，稍有奢侈一些的，大人给我们买一个氢气球，那真让我们骄傲得不行。

最奢侈的玩具，应该就是嘀咚，嘀咚能在用嘴对嘀咚内腔吹气时，发出清脆的“嘀咚嘀咚”声音而得名，据说是用糯米做成的，极薄极薄状似淡黄色玻璃，吹气力度小了发不出声音，力度用过了又很容易吹破，嘀咚本来比气球贵许多，又不经玩，不会玩的一上手就吹破了，所以大人常说：“嘀咚嘀咚，拿钱来送。”

说氢气球和嘀咚奢侈，不仅仅是因为它贵，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在我们家乡集镇吴店买不到，边远的乡村都没法买到，要买也只能到县城里去买，而且就只有百货公司的门口才有人卖，而且也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市场，在吴店供销社的门口，只能买到普通气球，而且也只有节假日时才见有人卖。爸爸也给我们买过嘀咚，但我不会玩，我就属于一上手就把它吹破的那一类人，所以我也就不好意思玩嘀咚。

我在家中是老大，又是男孩，爸爸带我外出的机会相对较多。七十年代初某一年春节，正月初一闲着没事，爸爸、老队长、世启爹爹三人决定从村里步行到黄陂县城去玩，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走，说是去玩其实他们是边走边聊天，到了城里也没见他们逗留，到了百货公司门口折转身就返程，接着边走边聊天，仅只是在百货公司门口世启爹爹给我买了一段甘蔗，他们三人什么也没给自己买，接着聊天一路返回庙李塆，其实他们就是打发了一上午的时间。

某一次爸爸也单独带我进过县城，那时我好像还没有上学，是去干什么也不记得了，似乎是临近过年了，只记得爸爸带我到大澡堂里洗了个澡，澡堂就在老电影院的斜对面，澡堂里只见许多人都在一个池子里洗澡，从池子里起来后见到拖鞋都胡乱穿，觉得好不新奇。洗完澡，临近午饭时间，爸爸带我到一个餐馆里吃饭，一人一大碗米饭，点了一个菜一个烧鱼头，那是我第一次到餐馆吃饭，原来餐馆的饭菜是那么的香！

小孩子都容易生病，每逢我们生病，基本上都是妈妈带我们上卫生所去看，如果恰逢爸爸在家，爸爸都是驮着我们去。我二妹还很小的时候，一次耳后根长了一个红肿的大包，很疼很疼，但她很坚强不哭闹，爸爸用肩膀扛着她上卫生所，她还念叨着：哎哟哟，爸爸背我换药药。一连看了好多次包才消褪。

我小的时候，一次和村里孩子们疯玩的时候，一根稻草把我的耳朵插了一下，当时没太注意，正值夏天，我游泳时耳朵灌了一点水，结果引起耳朵发炎，耳根周围红肿起来，当时卫生所对症的药物没有，爸爸就到田地边扯了几棵野草，用刀剁碎了用一块布包在我的耳朵旁，用了一次草药就清热消肿了。

爸爸退休后，对孙子辈一样的关爱。我大妹的儿子李诗，在孙子辈排行老大，13岁时正是孩子调皮不懂事的阶段，一次在学校和同学疯闹时，刚开始两小孩是闹着玩后来较起了真，老师吓唬他们要停他们的课，李诗回来说起这事我爸对他很生气，当时就打了他一拳，老人年纪大了也没多大力气，打一拳李诗倒没啥事，我爸连气带累地直喘气，但生气归生气，我爸立即托人找老师赔礼道歉，老师后来倒也没怎么处理他。

后来的李诗，学习很发奋，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考高中时，他们一个班就他一个人考上了重点高中，后来又顺利地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当年初中的老师得知他的成长，也很高兴，常把他作为榜样激励学弟学妹们。成年后的李诗对外公很尊敬，去年外公身体行动不利索时，他多次开车带着外公出去散心，李诗的妻子林溪也很支持李诗，林溪主动承担起带小孩的任务，以便让婆婆能安心地照顾外公。

我儿子李颜琅刚上幼儿园那会，还不会写字，老师布置写字作业，小家伙很犯愁，桌上摊开写字本，手里握着铅笔，摇晃着脑袋口里念念有词：这完全是不会写！让人看了直觉好笑，这时我爸就上前，握着李颜琅拿笔的小手，一笔一划教他写字，我不知道我儿子后来是否还记得此事，但我已经将这一幕印入了我的脑海。

旅游

父母的前半辈子都是在辛勤的劳作之中度过的，晚年正逢盛世国泰民安，才有时间外出旅游。上海、乌镇、韶山、北京，省外的旅游景点也多有涉足，省内的十堰、武当山，家乡的木兰天池、清凉寨、玫瑰园、锦鲤沟、大余塆、木兰湖、定远公园、滠水公园，也曾游览。

年1月30日，阴历正月初三，我们早早地吃完了晚饭，冬夜的寒气煞是逼人，听说黄陂研子街大余塆对面新开了一处旅游景点，花海乐园，据说许多人不畏严寒都驱车前往，不少都是武汉市的来客，黄陂前川到花海乐园也就十余公里，一问爸妈是否想去游玩，两老都很兴奋立即穿好了厚厚的棉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和妻子叫上了小妹妹的姑娘陈雯黎，开着车就到了花海乐园，寒冷的冬夜里停车场仍然停有不少汽车。

年的首届花海乐园为灯光节，是一场超大型的灯光秀，花海乐园占地面积一千余亩，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灯光，或作孔雀开屏、或作摇曳生辉的玉树，或作啼鸣报晓的公鸡，或作晶莹剔透的宝塔，乐园正中一泓静谧的湖水，在色彩斑斓的灯光掩映下，显得更加的幽静，疑是九天的银河。我俩在前面引路，雯黎在后面用手臂挽着外公外婆，一边走一边讲解。

我们走过了一弯又一弯，一路走一路观看，穿过了灯光长廊，跨过了水沟上的小桥，爸妈往日一般晚七点多钟就睡下了，现在八九点钟两人没有一丝倦意，游兴正浓，我见寒气加重而且时间已不早，就催促回家，两老这才念念不舍地跟着我们上了车，一步一回头，花海乐园太大了，我们还有一半地方没有游玩，远处的灯光秀出神秘的幻境，没法不引人遐思。

一家人出门游玩，那种气氛爸妈很是享受，年2月4日正月初八，我们原班人马又开车到锦鲤沟去玩，爸妈已经很习惯雯黎挽着他们的手游玩，女孩子到底还是心细会照顾人。锦鲤沟位于黄陂蔡店街，在六七十年代交通不发达时，蔡店交通闭塞号称是黄陂的西北利亚，九十年代后逐步开发，锦鲤沟发展成了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是一处土家族民俗文化旅游风景区，也是武汉市唯一的苗寨文化风情旅游区，锦鲤沟以自然沟壑为依托，两岸延绵不绝的山谷此起彼伏，一道清流蜿蜒流淌，风景秀美。

我们沿着河边的石道时而拾级而上，时而顺坡而下，石道边一个巨大的水车古风淳朴，河水两岸青翠的树木布满山间，碧蓝的天空倒映在河水中，我们时而在路边的亭子小坐，时而在转弯处歇脚，这时总是拿出手机照相留念，后来我的妻子把这些照片翻成黑白古典风格，尤其以我爸妈坐在一起的一张照片更显温馨，这些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引来了一连串的点赞。

幽静的环境让人流连忘返，渐渐天色见晚，因正值春节没有见到其他游人，也没有见到可供就餐饭馆营业，我们只好开车返回黄陂前川，途经长岭时，见一农家乐虽无人员就餐但貌似营业状，于是停车前去打听，果然营业，于是点了一桌农家菜肴，虽然简朴但吃得很开心，吃完饭我们高高兴兴地返回了黄陂前川。

爸妈不仅是在旱地上步行游玩，偶尔也享受在湖中泛舟的乐趣。年10月下旬仲秋将尽之际，天气已稍稍转凉但还很暖和，我妻子也曾开车带着两老去游木兰湖，那天我正好在家休假也一同前往。那天不是直奔木兰湖，经过黄陂二桥走乡间土公路先去玫瑰园，然后取道火塔线去木兰湖，未到木兰湖就已经沿着长长的湖岸线饱览了湖光山色。

透过车窗，眼望着镜面般平静的湖水，父亲对我讲，木兰湖原名夏家寺水库，五十年代末国家动员几十万民工，一锹锹、一筐筐土肩挑手提，完全凭人力修建拦湖大坝，建成了夏家寺水库，供周边大悟、红安、新洲、黄陂几个县灌溉农田，八十年代后夏家寺水库改成木兰湖，开发成了旅游区。

我想，几十万人黑压压成群结队，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劳动场面，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村南边兴修二机站渠道，几百人同时劳动就已经够壮观了，男男女女齐上阵，用碾谷子的石碾子，四周绑上木棍，木棍成井字形，人们齐声喊着劳动号子，手抬木棍一起抬起又一起砸下用力打夯，那场面已经够壮观了。

实在无法想象我们的上辈人几十万人齐上阵，是如何浩大的一种劳动场面？但这就是事实，黄陂的夏家寺水库、黄陂的武湖大堤、77年黄陂滠水河改道，无一不是全凭人力撼动改变大自然！我们驱车来到湖堤北岸木兰湖正门，上了一艘电动旅游船，开始在湖上游玩，我妻子问木兰湖有多大，船主说，就以这艘船的速度，三天都游不完木兰湖。眼望着浩淼无际的湖面，父亲静静地看着若有所思，不知老人家是否又回忆起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年6月，我、大妹、大妹夫三人都在北京工作，大妹夫妇住在回龙观，大妹把爸妈二人接到了北京游玩。北京是老一辈人心目中神圣不可替代的地方，到了北京，第一站自然是首选天安门广场，随人流缓缓移动爸妈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遗容，来到广场，站在国旗下遥望天安门城楼的国徽，爸妈乘兴游玩了故宫。

而后几天，大妹带领两老游玩了鸟巢、水立方，也到过国家大剧院、西单，傍晚时分我们一起游览东单、王府井，一边吃着爆肚、撒尿牛丸，一边看着街头的戏曲表演。稍事休息，隔天大妹又领老人游玩了恭王府，饶有兴致地听导游讲解康熙圣爷天下第一福的来龙去脉，然后利用某个周末，大妹夫妻俩一起陪老人游玩了颐和园，游览了昆明湖，登上了万寿山，在天下第一长廊里漫步、歇息。

黄陂前川城区的定远公园建成后，虽然很近，爸妈也喜欢到里面游玩。定远公园坐落于黄陂城区钓鱼台，原是肖家楼子的村民菜地以及水泊和稻田，西边也有一部分是朱家寨的田地，两村的田地接壤，肖家楼子就是我外婆的村庄，村民也习惯称自己的村子为钓鱼台。钓鱼台和朱家寨在人民公社时代，都属于定远大队。过去的大队，名字都叫得响亮，譬如我的家乡就称红胜、红十月、红旗、红春、红耀等，外婆的大队称为定远大队。

据老人们说，定远得名是因仰慕包公包拯，包大人仕途之初曾坐镇安徽定远，赢得了社会清明太平，故钓鱼台所在大队名为定远，在钓鱼台新建起来的公园仍以定远命名：“滠水流芳千古风华思定远，甘露呈祥万世木兰耀九天”。定远公园占地约亩，是一座彰显黄陂原生态地域特色的湿地公园，园正中耸立着高高的定远阁，周边湖水环绕，亭台楼阁依坡傍水，步行道旁“九佬十八匠”的雕塑，向游客们讲述着无陂不成镇的辉煌。爸妈在定远公园散步，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追述黄陂历史的雕塑，边走边聊给我们讲述着黄陂的老工匠们。

病变

年春节，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武汉，犹如暴风骤雨，迅猛得让人目瞪口呆，公历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离大年三十只有一步之遥，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武汉封城！市内公交一律停止，与外部连通的所有路口一律设障禁止通行，所有人必须待在家中，停止与外部的所有接触，上班人员必须持经严格审查的通行证方可放行，我们兄妹几个各住各家，只能保持通信联系，我的爸妈两老单独住在老法院宿舍，只有我三妹的住宅在老法院小区门口附近，她持通行证可以前往爸妈家，我们其他三个都无法到爸妈家。

新冠疫情前，爸妈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得很早，然后二老结伴散步买菜，在外面吃完早点后，回家后爸爸看一会电视剧和《海峡两岸》，然后做午饭，午饭后小憩一会，然后下楼到我小妹家拿回报纸看看，有时也陪楼上楼下的老爷子们一起打打小牌，晚饭后看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然后睡觉，天天如此，身体倒也没有大的病痛。一场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生活节奏，足不能出户，在家又无所事事，生物钟紊乱。

等到4月中旬武汉解封后，我们到老法院宿舍，发现我的父母明显见老，走路已经没有以前利索，尤其我爸爸明显地瘦了，到了6月初换了单衣，妹妹发现我爸腿子肿胀发热，原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引起腿部红肿。疫情期间，老人的生活失去了规律，有时忘记了吃药，而身边又没有年轻人提醒，导致血糖升高。妹妹发现后，立医院治疗，几个妹妹轮流照顾，返回北京刚解除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不久的我，闻讯立即赶回黄陂看望父亲，见父亲病情稍有缓解，家人都劝我返回北京工作。

经过这场病变的折腾，爸爸的身体迅速地垮了。半个月后，医院要求爸爸出院，但此时爸爸已经相当地虚弱，户外活动只能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行走，一天傍晚，妹妹们把我爸用轮椅推着到滠水公园大堤旁游玩，几个人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爸爸已经不是我们昔日常见的爸爸，爸爸明显地老了，已经是很衰老很衰老，看着照片兄妹几个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武汉虽已战胜了疫情，但对疫情的管控没有丝毫的放松，眼见爸爸一天天地衰弱，我们想医院住院治疗，但医院的管控措施非常严酷，医院不允许家人轮流照顾病人，而且婉言拒绝住院，建议转院治疗，并且说老人器官已经临近衰竭，只能顺其自然了。

进入冬天后，爸爸的身体衰弱到了我们已经预感不妙的阶段，爸爸已经开始留念亲人，惦记故乡，大外孙李诗利用周末时间，开车带上我爸我妈到我的故乡吴店的庙李塆、以及他年轻时曾经住队蹲点的破院墙塆、附近的龚家岗村转了一圈，在我们村中，爸爸在村北中正叔叔家门口坐了一会，和村人聊了一阵家常，然后才上车离开，李诗还开车到我爸的出生地六指夏岗村，在村里没有见到我的叔父们，也没有见到我的堂兄堂弟夫妇，他们都外出打工去了，老人依依不舍地挥别了故土。

临近春节，北京的疫情局部出现了反复，最初政府提倡就地过年，我有可能回不了故乡过年，爸爸天天问我能否回家过年，害怕老人由希望转为失望，我只得狠心地说，由于疫情现在一刀切在京人员一律不许离京。爸爸这时饭量已经锐减，在家里走路都要人扶，而且走得很慢，小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医院联系，可否收治我爸。

医生说住院可以，但疗效不敢打保票，家里立即医院，医院一测试爸爸的血糖已经达到30多点了，医生连说好危险好危险。在医院，一边给爸爸降血糖，一边给爸爸输血，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给爸爸打了十多针白蛋白，爸爸的身体机能总算有所恢复。到了腊月二十几，住满半个月爸爸出院回家，等待过年。

爸爸生病期间，我们对外没有提起他的病情，知道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乡邻不少人都前来探望老人家，亲戚们知道后都结伴来探望，春节时我的堂兄堂弟来给父亲拜年，才知道自己的叔父病成了这样，两人都暗暗地流下了眼泪。

春节前，余家弄的表哥前来看望我爸，才知我爸的病情，回家后几个婶娘都一起来看我爸，春节婶娘们又安排他们的子女前来探望，我的干爷干娘、还有小姨姨父多次前来探望，同村的乡邻成成老爹、小安叔等人，以及我的舅妈带着表弟，夏岗村的叔父们都来探望老人家，春节期间我岳父委托我的舅兄舅弟，前往老法院宿舍拜年看望老人，亲友们的关怀给我爸巨大的鼓励和宽慰。

腊月二十六夜我从北京乘车回武汉，腊月二十七凌晨近四点到武汉站，坐上早班的地铁早上不到八点我回到了黄陂，我直接到老法院宿舍，进门我看到爸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大妹在这照顾他，这时二妹还没有放假，三妹正在超市里忙着生意，所以我爸一段时间以来主要是大妹照顾，她向儿媳林溪学会了打针，每餐给我爸打针降血糖，给父母做饭、洗衣拖地板，每天忙个不停。

爸爸说，二妹还在上班，三妹要做生意，要大妹在那照顾他。大妹已经退休，更主要是大妹细心耐烦，而且她家儿子媳妇孝顺都支持她来照顾外公，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以她照顾为主，而且已经决定春节她就住在法院宿舍照顾老人。我不会做饭菜，回家也只是每天在那陪着我爸，而且我爸肯定地要求，春节就大妹和我要一直留在那，白天我就陪老人看个电视聊聊天，早晚一起扶他到沙发和到床上，他的脚上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大年三十，兄妹几个都各自领着小家的成员来法院宿舍吃年饭，三十那天天气很好，室外太阳照得很暖和，爸爸想出去走一圈，妹妹们在家做饭，我和儿子李颜琅推着轮椅，自锦秀道口右转向东慢慢前行，我一路和父亲交谈走走停停，一路上太阳暖烘烘，过了道口走了一百余米就回了头，到了小妹门口停下了轮椅，都在门口坐下了，小妹给我们三人照了一张合影，爸爸、我、李颜琅，祖孙三代，爸爸轮椅居中，我和琅琅分列两边而坐。

晚饭后，爸爸兴致还很高，躺在沙发上说要看春节晚会，一边吩咐大妹煨汤、煮元宝，往年的春节都是他老人家自己动手。不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爸爸就睡着了，我妈、我、琅琅三人围坐在他身旁看电视，晚会开始了我们没有叫醒他，快到八点时爸爸醒了，我们扶他坐起来看晚会，快九点时他说累了想睡，我们关了电视扶他到床上休息。

渐行渐远

整个春节我们兄妹都陪着我爸，其实，我们内心都已很紧张，因为我们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爸爸一度说不出话来，自己都挪不开腿，是几个人架着他扶到的床上，他自己一着急都留下了眼泪，妹妹在旁边劝慰他，他一边“嗯嗯”地应着声，渐渐平息了下来。好在第二天天一亮，爸爸又恢复了说话，两人在旁边扶着他可以自己挪动脚步，他又可以到客厅的沙发上躺着。

正月初七，医院开始营业，医院，医生对我们说，我爸平安地度过了春节已经就是奇迹，现在每天都是在创造奇迹。医生说现在打针输液对我爸病情的缓解已经没有作用，如果想老人精神明显改观，只有输血和打白蛋白，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打白蛋白是一把双刃剑，要求家属自己把握，经过商量我们同意间隔打一两针，然后还是输营养液。在医院住了两天，爸爸精神有所好转，又可以起来坐一会。

正月十一，是我们公司上班时间，我购买了初十晚上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医院去看望爸爸，他正在卫生间坐在木凳上，护工小袁正给他洗澡，爸爸知道我来了，在里面大声地对我说：你放心上班去吧！家里有他们几个。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妻子听了还对我说，我爸身体还很好！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我怕我医院的门，我对妻子说，一切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如果运气不好，这也许就是我见到我爸的最后一面！我哽咽着擦干了眼泪，妻子开车送我到了武昌火车站。

我到北京后，间隔一两天我就给家里挂电话，最初妹妹们说，爸爸住院约一个星期后医生建议出院，说治疗已经没有意义，而且我爸态度也很坚决，从医院。在家中，依然是以大妹照顾为主，给爸量血糖给他打针，每次都宽慰我说，爸爸很能吃，每餐都要吃肉食食物，一餐可以吃一小碗汽水肉拌的米饭，后来嫌米饭有些硬改吃水饺，爸爸很喜欢吃大妹包的水饺，每餐可以吃一碗。有时也改吃小笼包，一餐可以吃八个，每餐都要吃这些肉食食品。

过了十来天，爸爸的脚步几乎挪不动了，但他每天白天要求到客厅躺在沙发上，晚上又要求回房里睡，大妹几乎是连背带扶和我妈把我爸扶来扶去，日复一日。后来有一天，我和小妹通电话，电话一接通小妹声音就带着哽咽，她说前一天爸爸上厕所摔了一跤，大妹和妈妈两个人都扶不起来，妈妈赶忙跑下楼去把小妹叫来帮忙，三个人才把他扶起来，给爸爸换好衣服，从摔跤到第二天，爸爸的饭量明显减小了，没有什么食欲，电话里我们兄妹哭了一场，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我的眼泪不住地哗哗流淌，怕别人看见我只好躲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铝合金窗子后面，从此我改为几乎每天和家里通电话。

随着爸爸身体每况愈下，4月10日后，我每天早晚都要和家里通电话，但妹妹们总是嘱咐我安心工作，并说爸爸饭量又恢复了，并且说爸爸也不要求我现在回家。这时的我已经度日如年，4月14日听说爸爸又摔了一跤，我的心彻底不安了，晚上睡觉三点多就醒，然后睡不安稳，我的心备受煎熬，我在单位抓紧时间安排工作上的事，悄悄准备着回家，4月16日我打通了公司人力部主管的电话，提出了请假事宜，一会公司领导打通我的电话批准我的请假要求。

我心里顿时一阵轻松，心里暗暗感激领导，感谢领导在我忠孝难以两全的关键时刻，给与了我支持和理解，我立即给家里电话告知了此消息，在电话里听妹妹们说爸爸身体状况还好，我计划19日到天津和雄安考察完电缆后就立即回家，这是我先前计划好的一站。但我心里已经在暗暗祈祷，因为我已经在和时间赛跑，我一面希望按计划完成任务，但我又很害怕，担心每在外多待一天，就有可能应了我初十上班时的预感！

4月17日星期六，上午约11点钟我正在洗衣服，我接到三个妹妹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家，说爸爸在家里念叨我，妹妹问爸爸是不是要我回家，爸爸口里只说说怕来不及了，妹妹说坐飞机回，爸爸才没有说啥。听妹妹说，爸爸从16日临近傍晚就没有睡，也开始没有进食，浑身巨大的疼痛折磨得老人家没法入睡，而且老人家说他不敢睡，他怕等不及，说有人要他去被他挣扎脱开了，老人家在坚持。

我压住心里的悲伤，向部门同事简单交代了一声，让同事开车送我到了地铁站，订了下午两点多钟的高铁，坐在高铁上我才拿出临上车带上的饼干吃起来，这是我补的午餐。从在地铁上开始，我就不停地给妹妹们、我妻子、儿子不停地发